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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的深秋，在橘子洲头，一个年轻人自言自语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这个年轻人，就是后来的绝代伟人，千古第一伟人——毛泽东。那一年，他32岁。如火如荼的国民大革命非但没有打消毛泽东心中的这个疑问，反而使他更清醒地认识到寻找出这一时代之问的答案已是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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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有备而行的农村考察

1927年12月，一封电报促成了毛泽东心盼已久的乡村考察之旅。这是一次改变他个人命运，也是改变中国革命前途的考察。

在国共两党共同抵制农民运动的政治环境下，湖南全省农民第一次代表大会向他们心中的“中国革命领袖”毛泽东先生发来了邀请电：“先生对于农运富有经验，盼即回湘，指导一切，无任感祷！”毛泽东欣然接受了邀请，并在会议上作出了与党内“十二月会议”精神相左的指导——肯定了农民暴力打击土豪劣绅的行为，并且提出打倒土豪劣绅，建立农民政权的中心任务。此前，党的当家人陈独秀还在坚持抵制农民运动，呼吁全党同志以维护联合阵线的大局为重。

在工农大会结束后，毛泽东便以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身份下乡考察农民运动。要特别指出的是，湖南不仅是毛泽东的故乡，国民党在湖南的党组织还是他一手帮助发展起来的，一度成为国民党员在全国最活跃的地方之一。因此，这一渊源着实为他的考察工作带来了不少便利。

从1927年1月4日开始，毛泽东在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监察委员戴述人的陪同下开始了他的考察之旅。这次旅行，他的足迹遍布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个县，历时32天，行程700多公里。

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中，写下了这样一段富有激情的文字：

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讯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在他们面前接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

这是32天的考察之行中，火热的农村革命斗争给毛泽东带来的最大观感。在结尾处的灵魂拷问，表明毛泽东认为对于农村革命斗争的态度已经成为了革命与反革命的试金石。当然，他心中对这个问题早有答案。

1926年初，在国民党二大后，毛泽东成为了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所长，他的前任是党内的同志澎湃。此人，是中共党内最早从事农运工作的同志，在广东海丰地区搞农运搞得非常出色。在主持农讲所期间，毛泽东亲自授课，其主讲的“中国农民问题”课程最多。据当时学生保存下来的课堂笔记，我们可以知道毛泽东对农村革命的认识相比较在1925年初的韶山考察时期有了进一步的深刻变化——“国民革命的目标，是要解决工农商学兵的各阶级问题；设不能解决农民问题，则各阶级问题也无由解决。”“可以说中国国民革命是农民革命”，“故土地问题为本党中心问题。”在农讲所，毛泽东还为全国革命培养了一批骨干。后来，在湘江战役中为掩护大部队撤退而壮烈牺牲的红军师长陈树湘就是其中的一员，牺牲时年仅29岁。

当时的毛泽东还致力于编写关于农村革命的理论著作，《农民问题丛刊》便是他的大作。在1926年9月1日，第一辑出版时，毛泽东写下了一篇名为《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的序言。他在文章中指出：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进行革命，“最大的对象是乡村宗法封建阶级（地主阶级）”，他们是国内统治阶级、国外帝国主义的唯一坚实的基础。不动摇这个基础，就不能动摇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物。并且，他进一步阐明：“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的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

毛泽东提出的这些具有重大意义的观念、论断，都在他的湖南五县的考察中通过了实践的检验。因此，他的这次考察颇像是一座猛烈喷发的火山，在度过沉睡期之后，将积蓄的能量猛地爆发出来，那是惊天动地的能量。自国共合作以来，毛泽东心中积压的郁闷、愤懑的情绪也一并释放了出来。

是的，这次考察之旅，是毛泽东向往已久的，也是有一场有备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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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身农村革命的宣言书

在实地考察中，毛泽东感觉到了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在《报告》中写道：“无论什么人，都承认去年十月以前和十月以后是两个世界。”但是，不同的人们对这两个世界有着不同的看法，这也是毛泽东实地考察的一大诱因。毛泽东亲眼所见的农村革命的火热场面同他在城市里听到的街谈巷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和强烈的反差，他决心拿起笔杆子同那些反革命的言论针锋相对，捍卫农民革命的伟大与神圣，为湘江大地上踊跃而起的农民兄弟们正名。

同一时期，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选择了农民作为无产阶级最亲密的战友，而蒋介石带着他的反动分子们走进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阵营。黑白不两道，人心作棋子，人间是棋盘，终究是邪不胜正。落子离手，行棋无悔，往往在开盘时就已经分出了胜负，只是当局者迷而已。历史再一次验证了，天地悠悠，没有人能够逃脱得民心者得天下的定律。

针对“从中层以上社会至国民党右派，无不一言以蔽之曰：‘糟得很’”的议论，毛泽东毫不留情地揭露出这种议论背后的反革命嘴脸，热情赞扬农运是“好得很”的。他在《报告》中写道：

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

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农民一直处在全社会最黑暗最阴冷的角落里，承受着封建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自鸦片战争后，又多了一只伸向他们的帝国主义的黑手。对于受苦受难的农民而言，从未有人像毛泽东一样给予他们如此之高的赞誉，过去他们只是被人们看不起的社会最底层；从未有人像毛泽东一样发现深藏在他们身体中能够改天换地的磅礴伟力，过去他们只是被人们视为骡马一样的劳动苦力；从未有人像毛泽东一样信任他们团结他们，过去他们只是被封建统治者看待成打天下、坐天下的统治工具和牺牲品。毛泽东对于中国革命的一大贡献，应该就是他将广大的农民从社会最底层最黑暗的角落里带向了光明，解放了这样一群中国最能够革命的庞大群体。

针对“农会虽要办，但是现在农会的举动未免太过分了”的议论，毛泽东高明机智地戳破了他们表面是中立派实则同样是反革命的真实嘴脸。他在《报告》中写下了这一段具有激进性的文字：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

随后，他更是用一连串的“必须”、“决不能”来肯定农民用暴力打倒土豪劣绅的行动——

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

毛泽东极力用这种不容置疑的文字来为农民辩护、正名，是因为他深知当时农民能够在农村中掀起如此洪浪滔天的阵势是极其不容易的。这是一代代农民祖祖辈辈都在被旧社会压迫和剥削之下积攒起来的力量，一旦爆裂迸发出来，势必是一发不可收拾的，是极具破坏性的。几千年下来，农民被压迫、剥削的有多狠，反抗起来必然会加倍还之，何况他们攻击的目标是封建的地主阶级。

针对国民党右派“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是惰农运动”的议论，毛泽东则极力讴歌贫农是“农民协会的中坚，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勋。”在这里，毛泽东冷静理智地分析了农民阶级，比起《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更加具体明确。毛泽东认为在农民中有富农、中农、贫农三种不同成分的农民，由于不同的经济地位对革命的态度也不同。简单地说，富农的革命态度是消极的，中农的态度是游移的，贫农的态度是最坚定最积极的，是主要的革命力量。

毛泽东强调：“没有贫农阶级（照绅士的话说，没有‘痞子’），决不能造成现时乡村的革命状态，决不能打倒土豪劣绅，完成民主革命。”在后面，他似乎还意犹未尽地补充道：“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毛泽东对于农民，特别是贫农的认知，说明他真正了解了这个自己出身的群体，明白了这个群体的力量所在。

这篇《报告》虽然极具革命色彩，在语言风格上也极具进攻性，其中表现出来的思想不可谓不激进，大有见字如见人之意，但是风驰电掣般的思想疯狂输出的背后，是他在犹若碧空万里的内心中认真踏实思考的结果。在这一点上，不仅仅是体现在对贫农问题上的认识，还体现在他对农民在革命行动中所存在问题的客观公正的分析。例如，他承认农民确实有一点“乱来”，但也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自己逼出来的······凡是反抗最力、乱子闹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为恶最甚的地方。”再例如，在衡山的调查中发现：“贫农领袖百人中八十五人都变得很好，很能干，很努力。只有百分之十五，尚有些不良习惯。这只能叫做‘少数不良分子’，决不能跟着土豪劣绅的口白，笼统地骂‘痞子’。”

同时，毛泽东也看到了农运中所存在的问题。他针对性地提出了解决方法：

解决这“少数不良分子”的问题，也只能在农会整顿纪律的口号之下，对群众做宣传，对他们本人进行训练，把农会的纪律整好，决不能随便派兵捉人，损害贫农阶级的威信，助长土豪劣绅的气势。这一点是非常要注意的。

即便已经时隔95年，当我们再翻开这份《报告》时，也会被毛泽东当年无比振奋的心情所感染，与他同频共振，引发共鸣，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被他带了节奏。这种超越时代的共情的力量，非有赤子之心所不能有。毛泽东正是用一颗赤诚之心交上了这样一份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党和人民的优秀答卷。从此，他下定决心投身农村革命，来自农村的炽热阳光使得他心中压抑已久的黑云在顷刻间烟消云散。毛泽东的革命信仰像一枚种子深深地扎根在了中国广阔的农村大地之中，历经风雨与磨难，终将成为一棵最为高大茁壮的参天巨树。从这个意义上讲，《报告》就是毛泽东投身中国农村革命的宣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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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脚步写出的大文章

在文章中，毛泽东用大量的笔墨记述了农民在声势浩大的革命斗争中的所作所为，将其总结为十四件大事，是石破天惊、大快人心、移风易俗的大事，更是农村革命的十四大功绩。从中，我可以得知《报告》是毛泽东用沾满泥土的脚步一步一步在湘江大地上写出来的大文章。他的全部观点、论断都是来自于长期对农民问题的研究，来自于势不可当的农村革命斗争，来自于他32天的实实在在的考察。

第一件事，是“将农民组织在农会里”。在这里，毛泽东高度肯定了农民协会的组织性作用，发挥了农村革命的战斗堡垒的作用——农民协会“这种惊人的加速度的发展，是所以使一切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孤立，使社会惊为前后两个世界，使农村造成大革命的原因。”这使得毛泽东意识到革命要成功必须放手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同时还要建立并且巩固党在农村革命中的领导权。

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到“大概以长沙为中心的湘中各县最发展，湖南各县次之，湘西还在开始组织中。”在考察中，他发现了湖南75个县的农村革命形势是不同的，这为日后认识到中国革命的根本特点（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大国。在这一特点之下，是中国革命形势发展的不平衡）打下了实践基础。

第二件事，是“政治上打击地主”。在这里，毛泽东强调了这一件大事的重要性——“这个斗争不胜利，一切减租减息，要求土地及其他生产手段等等的经济斗争，决无胜利之可能。”毛泽东列举了农民从政治上打击地主的九个方面，从清算到示威再到枪毙，以此说明农民在打倒土豪劣绅上是有分寸、讲规矩的，并非是一通胡闹，只有对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才采取枪毙的极端行为。如果地主乡绅在平日里没有祸害乡里、鱼肉乡民的罪行，那么农会只是对他处以清算、罚款、捐款、质问、游行等惩罚。所以，国民党右派等社会中层以上人等对农民和农村革命的反革命议论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第三件事，是“经济上打击地主”。主要是农民从维持自身生活的最低限度出发采取的行动，包括“不准谷米出境，不准高抬谷价，不准囤积居奇”；“不准加租加押，宣传减租减押”；“不准退佃”；“减息”等。农民的这些经济要求完全是合理的，反而是以前他们承受了土豪劣绅过多的黑心剥夺，无法过上安居乐业的安稳日子。即便这些要求完全实现了，也只是使他们的日常生活有了基本上的改善。

第四件事，是“打倒都团”。所谓都团，就是区乡一级的政权机关，特别是都一级，是接近县一级的政权机关。过去都团完全被土豪劣绅所把持，掌握了武装、财政税收、司法等权力，是他们横行乡里的政治资本所在。农会起来后，土豪劣绅的威风不在，都团政权也随之被打倒，结果是“一切地方上的事都推到农民协会去办”。

第五件事，是“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在这里，毛泽东特别指出了建立农民武装的重要性——“这个广大的梭镖势力，大于前述旧武装势力，是使一切土豪劣绅看了打颤的一种新起的武装力量。”在农村革命高歌猛进的同时，是农民武装的蓬勃发展。

当时，农民武装主要有两支力量，一支是从地主手里抢夺过来的武装，称为“挨户团常备队”，他们手中是有枪的；一支是梭镖队，虽然武器原始，但是人数颇众，是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毛泽东鼓励农会要大力发展武装力量，特别是梭镖队，其规模应当是“普及于七十五县二千余万农民之中，应使每个青年壮年农民都有一柄梭镖”。这表明，毛泽东从蓬勃的农村革命斗争中意识到了建立革命武装的重要性，深知革命的成果要靠革命的武装来保卫。5个多月后，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提出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重要论断与此有着重要的关系。

第六件事，是“推翻了县的政权”。在这里，毛泽东高度赞扬了农民把持县级政权的优越性——“在土豪劣绅霸占权力的县，无论什么人去做知事，几乎都是贪官污吏。在农民已经起来的县，无论什么人去，都是廉洁政府。”过去，县政府管权的人在民刑诉讼上颠倒敲诈、警备队等差役人员下乡作恶的事情绝迹乡里。这让毛泽东认识到发挥农民主体性作用的重要，为他后来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建立工农兵政权积累了经验。

第七件事，是“推翻祠堂族长的族权和城隍土地菩萨的神权以至丈夫的男权”。在这里，毛泽东深刻指出了上述三权与地主特权之间的本质关系——“地主政权是一切权力的基干。地主政权既被打翻，族权、神权、夫权便一概跟着动摇起来。”毛泽东记述了农民推翻三权的千古奇观：在推翻族权方面，族长及祠款经管人已经不敢再干欺压族下子孙、贪污祠款等坏事，从前祠堂里“打屁股”、“沉潭”、“活埋”等非人道的残酷肉刑和死刑也都被废除了，女人和穷人不能进祠堂喝酒吃饭的老规矩也被打破了；在推翻神权方面，农民将庙宇改办为农民学校，将庙产作为农会经费，称作“迷信公款”。一些乡下的封建迷信活动大多都被禁止，只有一些老年农民和妇女仍然信神；在推翻夫权方面，由于乡村女界联合会的组织，广大妇女获得了抬头的机会。

在看到农民思想和农村文明风貌的巨大进步的同时，毛泽东也清醒冷静地指出：“目前我们对农民应该领导他们极力做政治斗争，期于彻底推翻地主权力。并随即开始经济斗争，期于根本解决贫农的土地及其经济问题。至于家族主义、迷信观念和不正确的男女关系之破坏，乃是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胜利以后自然而然的结果。”毛泽东的这段话，应当有三层含义：第一，中国共产党必须自觉地担负起领导农民进行农村革命的领导责任，同时还要善于领导农民；第二，当时农村革命要有的放矢，最重要的是做政治斗争，建立农民政权，其次是做经济斗争，解决农民最关心的土地问题，最后才是进行思想文明建设；第三，农村革命要大力迅速发展，但是不能犯革命的急躁病，要循序渐进的推进。

第八件事，是“普及政治宣传”。在这里，毛泽东高度肯定了农民的革命首创精神——“开一万个法政学校，能不能在这样短时间内普及政治教育于穷乡僻壤的男女老少，像现在农会所做的政治教育一样呢？我想不能吧。”在毛泽东笔下讲了很多生动有趣的事例，例如一群孩子在一起玩，如果其中有一个孩子犯横，那么就会有另外的孩子指着他说：“打倒帝国主义！”。再例如，有农民在路上碰见了一个乡绅模样的人，而这个人不肯让路的话，农民就会生气地说：“土豪劣绅！晓得三民主义吗？”

虽然农民还不能完全理解革命口号的含义，理解革命的意义，但是农村的政治宣传工作确实做到了广泛地深入人心，确实是卓有成效的。做宣传工作出身的毛泽东也为农村的政治宣传工作提出了建议，他指出：“今后值得注意的，就是要利用各种机会，把上述那些简单的口号，内容渐渐充实，意义渐渐明了起来。”

第九件事，是“农民诸禁”。所谓“农民诸禁”，就是农民自发自主地禁止了过去一些不良恶习、陋习以及他们所不喜欢的事情。虽然各地的情况有所不同，但是禁得最严的是牌、赌、鸦片。在这里，毛泽东除了赞扬农民的能动创造性之外，还指出了农民实施这些禁令的两个重要意义：一个是对于社会恶习的反抗，一个是对于城市商人剥夺的自卫。毛泽东真正做到了想农民之所想，应农民之所呼，做到了和农民心连着心，也是又一次不厌其烦地为农村革命正名与辩解。这再次证明，农民搞农运、闹革命都是被逼无奈的，他们的利益诉求也无非是从改善自身生活出发，而他们的实际生活水平实在是社会的最下等。

第十件事，是“清匪”。在这里，毛泽东对农村革命的积极影响作出了极高的评价——“从禹汤文武起吧，一直到清朝皇帝，民国总统，我想没有哪一个朝代的统治者有现在农民协会这样肃清盗匪的威力。”农村革命起来之后，很多的地方不但匪患没有了，就连小偷小盗也不见了踪迹。

第十一件事，是“废苛捐”。在战争频仍的年代中，农民承担着繁重的税捐，不但要受军阀政府的盘剥，还要受土豪劣绅所把持的乡政府的加征。农村革命兴起之后，农民的税赋负担大为减轻，至少不用再受土豪劣绅的剥削。

第十二件事，是推行“文化运动”。在这里，毛泽东被农民的文化觉悟表示了钦佩——“不久的时间内，全省当有几万所学校在乡村中涌出来，不若知识阶级和所谓“教育家”者流，空唤“普及教育”，唤来唤去还是一句废话。”在广阔的农村天地中，毛泽东的世界观得到了彻底的洗礼。他虚心向农民学习，接受农民的教育，真正成为了他们当中的一员。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到了一段关于他自己的反思，他说做学生时会觉得农民反对“洋学堂”的行为是不对的，但是参加革命以后，尤其是在民国十四年在乡下住了半年后，他才明白农民是有道理的，因为很多的小学教师都不尊重农民，使用的课本也都脱离农村实际。毛泽东所提到的“民国十四年”，正是1925年。那一年，他曾回到老家韶山进行了一段农村社会的调查，后来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

第十三件事，是发动“合作社运动”。合作社，主要指的是消费、贩卖、信用三种合作社，都是农民所需要的。毛泽东一方面指出农民建立上述三种合作社关系到他们生产生活所需，一方面也指出各地合作社缺乏详细的制度，应当对其进行适当的指导。这从一个侧面表明，农村虽然有着极为强大的革命首创精神，但是也需要必须的领导。

第十四件事，是“修道路，修塘坝”。在没有农会之前，农村的道路基本是处于没有管理的状态。即便是有修建，也是哪些大户人家积累阴功的慈善之举。但是，有了农会之后，村子里从前年久失修的道路、塘坝都重新修建了起来。

毛泽东耐心记录的这十四件大事，成为了农村革命是“好得很”、“先锋运动”的无懈可击的证据。在鲜活而客观的事实面前，党内外关于农村革命的一切非议、恶评都是站不住脚的，都是不攻自破的。毛泽东是通过全面、扎实、可靠的实地考察才对农村革命给予了爆击点赞，时代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他的这份95年前的《报告》是经得起检验的。在风云变幻的年代中，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革命家的大格局和大智慧，英明、勇敢地同广大农民站在了一起，并且站在了他们的最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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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农运领袖向革命领袖的进阶

1925年2月，毛泽东在韶山利用203天的时间对农村进行了第一次的实地考察。此次韶山之行，让出身农家子弟的毛泽东对农民有了一个全新的高度的认识。他后来回忆说：“以前我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民中间的阶级斗争的程度。”韶山之行结束后，毛泽东不仅写下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还开始致力于农民问题的研究。从那时起，毛泽东就已经是享誉天下的农运领袖了。但是，他的理论一直缺乏足够的实践经验的支撑，对农民问题也没有触及灵魂的了解和研究。正是这次湖南五县考察，给了毛泽东一次对农民问题进行深入灵魂的探索的宝贵机会，由此他开始了由农运领袖向革命领袖的进阶。

从农民运动到农村革命，不仅是停留在字面的差异，还是关系到革命对象、性质、任务、动力、中心、方向等重大问题的变化。毛泽东在反驳“农民在乡里破由一点子‘乱来’”的反革命议论时，他将农民运动升格为农村革命——“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农村中须有一个大的革命热潮，才能鼓动成千成万的群众，形成一个大的力量。”

我们联系到他之前在《报告》中写道的：“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角。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他进而写道：“孙中山先生致力于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毛泽东指出了中国革命的主要动力，就是农民阶级。如前文所述，毛泽东认为在农民之中，贫农是最主要的革命力量，是“革命先锋”。毛泽东的这一发现，对于中国革命而言无异于一盏指引正确方向的明灯。

农民才是中国共产党人最广大最忠实的同盟军。对这一真理，在1925年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毛泽东给出的理由是农民是人数最多的社会阶级；在1927年的《湖南运动考察报告》中，他又加上了一点，即农民也是最给力的同盟军。对此，毛泽东给出的理由是便是一系列能够证明农民具有打烂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历史伟力的事实，他所细数的十四件大事便是确凿的证据。两年之中，毛泽东在农民问题、中国革命问题以及二者关系的认识上最大的进步，就是由“数”到“质”的跃升。之前，他只看到了农民人数的庞大，即“数”的表面；然后，他发现了农民力量的强大，即“质”的性质。

在国民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之所以坚持拒绝在城市工作，决心“上山结交路绿好汉”，不能不说正是因为他在湖南五县的考察中充分、深刻地见识到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性地位和历史性作用。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中国革命就是农村革命，农村革命就是中国革命。毛泽东并非是第一个做农运工作的人，但是他是第一个指出中国革命与农村革命正确关系的人。在党内包括领袖人物在内的大多数同志，还在将城市作为中国革命的中心，还在机械地生硬地套用马列主义的时候，毛泽东已经掉转船头向着一条真正符合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航道前进。这条正确的道路就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在不久的将来，毛泽东将带领一众农民兄弟打出人民军队历史上的第一面军旗，开创出中国第一块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更加遥远的将来，毛泽东还会和他的一众战友们，一直沿着井冈山道路的方向团结带领包括农民在内的各革命阶级一起打出一片红色江山，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

关于中国革命性质、动力、前途的重大问题，在当时毛泽东还没有也不可能完全解决，还要等到15年之后，他才能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完全彻底地回答这一重大问题。这是一场思想探索的长征路，是一场永无止境的长征路，是一场接续奋斗的长征路。毛泽东作为一个时代的共产党人的核心代表，在这场永远没有目的地的长征路上留下了一座永恒的精神丰碑——毛泽东思想。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永远是后来人在他走出的长征路上继续前进的伟大动力。我们学习毛泽东、崇敬毛泽东、缅怀毛泽东的原因，就是在于他超越时代的伟大智慧、坚如磐石的伟大意志和纯真赤忱的人民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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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江之问的时代答案

1925年，32岁的毛泽东站在橘子洲头向天地发问：“中国共产党要依靠谁才能改变中国的命运？”在发问之前，他在韶山进行了一次农村考察，心中已经产生了一个具体却不肯定的答案。因此，“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这一问，是在问时代，也是在问自己——农民阶级到底能不能堪当大任？通过领导农村革命进而建立一个新世界到底是不是一条正确的道路？

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初步对中国革命是什么的问题进行了积极探索以及解决了中国革命依靠谁的问题。 在湖南五县的考察后，毛泽东不再质疑农民阶级的革命力量，他决心领导全中国的亿万农民在这片古老的大地上创造出一个千年未有的人间奇迹。

如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毛泽东回答湘江之问的“引言”之作，那么这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破题”之作。这两篇文章的共同价值与作用在于，它们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的中国革命道路奠定了广泛而坚实的阶级基础。

弹指之间，95年过去，人间早已换了，但湘江之问在新时代中仍然与时俱进。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胜利，一场新的农村社会的伟大变革——乡村振兴正在华夏大地上全面蓬勃开展，这是新时代人民领袖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划的宏伟蓝图、亲自指挥的超级战役、亲自上阵的伟大征程。“全面建设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依然在农村。”总书记对农村问题的深邃思考和真知灼见就是新时代对湘江之问的最好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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