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大学生活，是我最得意的几年。当我刚入中山大学的时候，虽然我衣服褴褛，铺盖简单，又没有蚊帐，但是一日三餐有米饭吃，就已经非常满足了。
我们那一代大学生可以说是天之娇子，上学的路费本来是公家管，我到南阳招待所问我带多少钱？我说带二十块钱，公家给我补助五元，所以同学都骂我太老实，如果说一分没带，公家就全包了。
我们进大学不仅不交学费，学校还给发餐票，凭餐票吃饭，真是打心眼里感谢共产党，发誓好好学习。班级同学和老师看我穷的不像样子，让我写个申请，买了蚊帐和新被子，又换上新衣服。那时穿上了白衬衫，蓝裤子，再穿上白球鞋，真像个大学生的样子了。
▲ 齐永斌
一月有三元钱助学金，一元钱买信封邮票和稿纸，一元钱买牙膏肥皂和理发，一元钱做零花。洗澡和看电影学校包了，没有事是不进城的。广州的花市全国出名，我在广州四年，一次也没去看过。海珠桥头房舍原来被国民党炸的一片废墟，等我第二次又进广州城时，已经变成了一座美丽的公园了。可见我是很少去城里玩的。生活虽然穷，但是合理安排并不觉得穷。
四年大学安心读书，不但所学各科都要争取满分，而且大量猎取课外知识。特别是文学著作，借书看都来不及，我就守在图书馆里现代文学那个小房子里。看到什么程度？我跟别人打赌，随便说一本书，抽出一本书，我就能说出作者和所写内容。我们大学考试多用口试，我用笔试往往不能满分，因为我马虎，又急着交卷，所以四分居多，有时还得过三分。但只要是口试，我准拿五分。老师问啥我答啥，特别是哲学、政治经济学，我们课堂讨论，我的发言往往得到好评。所以口试叫到我时，老师图懒省事，不用考我，就给五分。所以学习成绩在班上数上流。
我刚进中山大学，南方学生看我这个穷酸样子，都看不起我，给我起个外号叫：土包子。现在我都不觉得可耻，但是班级里一些党团员和积极分子都愿意接近我，帮助我。有个叫卢权的同学就想培养我入团。说实在的我当时不懂得什么叫入团，我还认为我只要按这团员的标准做就能被团组织吸收呢。不知道写申请，也不知道什么叫申请。不久我要好的同学黄书英入团了，卢权就来启发我，他说：“黄书英入团了，你还不想入啊？”我说：“我想入，可团组织不吸收我，我有啥办法啊？”卢权说：“你不懂得，入团没有组织强拉的，都是自愿的，你自己写申请，再找两个介绍人。你就找我和黄书英做你的入团介绍人吧。”就这样，我写了一份入团申请书。不到一个星期，红榜贴出来了，可见团组织早就对我观察、考验了。这入团之后，就在班里当上了干部——学习委员、纠察队队员、中大周报通讯员。尤其是做了中大周报通讯员后，发表了几篇文章，得了稿费，和这些穷哥们一起加餐改善生活分享了。
我们历史系这一届只有26个同学，但多是穷学生，不像生物系、外语系，港澳华侨学生多，有钱。但是我们穷学生在一起真是有饭同吃，有钱同花。
记得一次中秋节让人难忘。有钱的同学，有的下馆子了，有的进广州城了。我们这些穷学生就靠学校当天的加餐改善，大家吃得饱饱的。饭后我们在中大校园的草坪上跳舞唱歌，不知道谁给我们送来一桶豆沙，王裕群同学不知道从来弄来一个大柚子让我们分享。我们吃罢喝罢后，徐晓星说：“走，咱们去珠江上划船去。”我们四五个人，顺着潮水正上涨时向珠江桥方向划去。珠江的夜晚两岸小船灯火辉煌，景色诱人。有的船家女，白天光着脚丫看着像普通人一样，一到夜晚她们就涂脂抹粉，戴着墨镜，坐在船头，实际是暗娼，沿江两岸这样的女子多得很。我们快划到珠江桥时，因为已经半夜了。有人提议该回去了，我们就发现迎面开来一艘大船，这大船直向我们冲过来，眼看我们的小船就要和大船相撞了。只听船上的人哇哇大叫，有不少工人下来用竹蒿拨我们的船。我还以为碰到坏人了，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因为大船上的人讲广东话，我问当地同学他们说什么？他们说：“潮水退了，人家大船没动，我们小船只往大船肚子里钻。船上工人骂我们找死呢。下来救我们。”虽然我们受了惊，但是这个中秋节过的挺有意思，不仅饱揽了珠江夜色，而且这一幕使我难忘。
▲ 卢权与禤倩红 莞城供图
1931年，卢权出生于东莞莞城。青少年时期，卢权跟随家人在东莞生活和读书。1949年，他在家乡党组织的教育和指引下参加革命，加入粤赣湘边纵队一支三团。解放后，他留在东莞六区参加土改等工作。1952年，卢权进入中山大学历史系就读。其间，卢权结识了同学禤倩红，后来结为夫妇，共同进行学术研究。大学毕业后，卢权先后被调入广东社科院、广东人民出版社工作，任出版社副总编辑、社长等职务。
我们这些穷学生，尤其是卢权，他保证每周请我吃顿面。其实我跟黄书英、吴祖塘最好，只要这俩个人谁有了钱，我们就能在生活上有所改善。有时同吴祖塘一起，她请我吃饭，我不乐意，我就想让她给我买烟，我就喜欢抽烟。1956年毕业回家，还是吴祖塘参加判卷得的钱给了我，让我回家探亲。其实他们也穷，黄书英家是地主，条件还不如我们。但是人们常说穷大方穷大方，越穷越大方，我们有一分钱也不愿意独享。如遇到有老同学给我寄钱或者中大周报发了稿费，我就不惜全花了请他们下馆子，钱只有和同学一起花了，心里才感觉痛快。
在中大发生了一件很不幸的事。我在班上有两个最要好的朋友，一个叫黄书英，一个叫吴祖塘。黄书英大概比我小两岁，是个黑小伙子，非常聪明，又喜欢打球，是我班上的体育委员。吴祖塘是女生，和我同岁，学习很好，但是性格倔强，不要说班上其他人，就是黄书英我俩也怕她三分。我和黄书英私下说，这个女的只可以交朋友，不可以做夫妻。但不知道从何时起，他俩偷偷摸摸的谈起了恋爱，我又难过又高兴。难过的是我不能和他俩一起玩了，高兴的是他俩都是我的好朋友，希望他俩能获得幸福。谁知道好景不长，黄书英突然得病了。
要说黄书英得病就得先提提我的事，入大学后，大米饭管饱，我也能吃，身体挺好。但是南方的米饭，北方人吃不习惯，因为都是做八成熟，所以我的饭量越来越小。在高中时的老毛病又犯了，浑身疼，体育课不愿意上。黄书英是体育委员总说我装病，我好不乐意。不久他也说自己身上痛，我还幸灾乐祸的说这是报应。不久他竟住校医院了，我还说他矫情，赌气不去看他。又不久听说他转到广州第一医院了，我才慌了神，同吴祖塘去看他。他瘦的不像样子，医生说得的是骨癌，只能靠输血来维持生命。我首先第一个报名为他输血，但医生看我这个样子就说：“行了，你能保住你自己就不错了，还咋给别人输血？”那吴祖塘更瘦，更不行。我们回来一说，同学们都踊跃报名输血，全班同学都去了，只有两个人合格，一个叫邹占魁，一个叫刘健煌。邹占魁说自己有病，只有刘健煌给黄书英输了血。但也无济于事，不久噩耗传来，黄书英死了。等我和卢权赶到，已经埋到黄花岗。后来我特意去黄花岗找过，可那乱葬的坟墓像汪洋大海一样，始终没有找到。
▲中山大学历史系毕业留影 1956年8月31日
吴祖塘 王玉玫 王裕群 邹占魁 罗木公 朱咏滨 刘健煌 黄明炬 王明蔚 林华缄 伍碧影 禤倩红 区洁清 黄瑜 邱陶常 杨安华 廖耀生 张维 刘云辉 齐永斌 席占魁 陈达超 李口潜 肖佩钦 郑佩鑫 徐晓星 钟一钧 杨漫君 林蕙口 梁方仲 陈序经 朱杰勤 金应照 刘节 岑仲勉 陈寅恪 杨荣国 王起 董家遵 曹纪经 蒋湘泽 端木正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成立于1924年,多位中国现代史学的奠基人,如陈寅恪、傅斯年、顾颉刚、岑仲勉、刘节、梁方仲等曾任教于此,开创了深厚的学术传统。
陈序经(1903—1967年)，字怀民，广东文昌县（现属海南省）人。著名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民族学家、教育家。曾就读于复旦大学，曾任岭南大学校长、中山大学副校长、广州暨南大学校长、南开大学副校长。
刘节（1901年—1977年7月21日），字子植，温州朔门人。中国当代历史学家，曾任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因其在政治运动中表现出的人格品质，而受到后世尊敬。
梁方仲（1908—1970）中国经济史学家，明清史学家。广东省番禺县（今广州市）人。是著名的历史学家，经济史专家，毕生致力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特别是对于明代财政史，更是鞭辟入里，多所创见，成绩斐然，被国内外史学界誉为研究“明代赋役制度的世界权威”。是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奠基者之一。
郑佩欣（1933—2010.03.10），河南温县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曾任首届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副会长，山东省政协常委，农工民主党山东省委副主委，山东省文史馆馆员等。郑佩欣教授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深受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等人的影响，大学毕业后分配至山东大学历史系工作，担任王仲荦先生的助手。
在中大四年说没去过广州城是假的，广州城也是去过的。年年“五一”、“十一”，我们都会去越秀山开大会。这越秀山是广州城内最高的地方，好像是根据地形三面环山，中间修个大足球场。除此就是在三大改造时，工业、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我们学校组织在广州城玩个通宵，在大街上又是跳舞又是唱歌，还给伙食补助让下馆子吃饭。这四年大学我就下过这一次馆子，说起来让人吃惊，一个笼屉就像手拎饭盒那么大，有个三层，里面的包子比饺子小点，比元宵大点，一般人能吃一笼。说起来北方人都不信，盛饭的饭碗就喝白酒的酒盅那么大一点，比小茶碗还小，像我们这干活的人一口一碗饭。花多少钱我是不知道，都是公家拿钱，什么蛇肉、狗肉的特味菜我都没尝过。
大学四年跟农民接触的少，只有一次是支援社员收割稻谷。看到南方农民太辛苦了，站在水田里割稻子，水田里放个小船似的笸箩，笸箩上三面圈着留个小孔，割一把稻谷，就把稻谷放到小笸箩里把稻子甩进笸箩，边割边甩边推着笸箩前行。地里面只有一条用石头铺成的小路。稻谷、稻草都是人工挑回来。从插秧、除草、施肥、收割，都是出大力气的活儿。后来我来到北方看北方农民种地，同南方相比，北方农民太享福了。
大学四年虽然参加了许多运动，但都不影响我们的学习。只有在1955年所谓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听说中文系一老师投江自杀了。那时候老师们人人自危，就是学生之间谁也不知道谁可能发生什么事，反正有些同学莫名其妙被关起来了。那时有信天主教的学生，这些人为了便于联系打招呼都把头发剃光了，我们就称他们为光头党。我们知道的几个都被抓起来了，关几个月后又都放回来了，说他们的问题搞清楚了。即使这样，也不影响正常上课学习。可以说解放后到四人帮，只有我们那一届学生整整四年没有因为各种运动而影响学习。也许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这届学生在学校没有吃过苦头，所以到1957年整风反右，据说我们这一届出现的右派最多，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1956年该毕业了，我想我父母此时正在困难时候，指望我挣钱养活，所以我的毕业志愿是回家教书。可名单一公布，我和我班的女同学伍碧影一起分到了北京大学。这个分配本来应该让我“飞黄腾达”，可谁知道平地风雷起，一言招祸，累计半生抬不起头来。
（注：文章由内乡齐永斌口述，其妻子刘韵华记录，时间为2000年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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