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变局时代、在复杂的现实环境下，国家根据自身既定的战略目标和指导性原则、按照局势的发展选择最为有利的具体政策来实现国家利益，这或许才是现实政治外交战略最真实的实践。在现实政治环境中，目标和外交指导性原则是国家可以掌控的因素，而局势的变动有着其自身的客观性，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国家及其领导者理性的选择就是顺应历史发展进程、主动把握历史机遇。
纵观俾斯麦时代的德国外交战略全过程，我们能明显感觉到的是，在俾斯麦的领导下，德国并没有“创造历史”，而是在不断地适应历史进程。德国统一后，欧洲大国本身就存在难以调和的利益矛盾、各大国工业发展不平衡、欧洲本身就相对和平、大国间的矛盾主要体现在欧洲大陆以外的地区。
正是这些客观的“有利条件”的存在，才使得俾斯麦有了可利用的“外交工具”。俾斯麦最惹人注意的就在于他能深刻洞察欧洲政治局势和大国关系，并且能准确地把握这些有利条件、并通过其超强的外交理性思维，拓展了德国的国际战略空间，为德国打造了一个有利的安全空间。这是俾斯麦领导下的德国外交的一大特色。在具体的外交政策选择上，俾斯麦也不会冒进，他的施政特点是：他即便有意推行某个设想，也愿等到某个特定事态或事件发生时才付诸行动，以便其推行显得更加顺其自然，能得到更多的支持和理解，甚至使其他人或国家比他本人还积极。
这一特点在德国推动缔结两次地中海协定、1883-1884年夺取海外殖民地、引诱英法在埃及问题上的斗争等外交实践中体现的特别明显。正如前文所述，俾斯麦并不是一个新理论、新模式的创造者，他真正的能力就表现在他是一个善于在客观的历史进程中主动把握机会，从客观的现实环境中找到有利的条件或者引导有利条件的产生。俾斯麦本人就强调：“出于纯粹主观上的原因擅自干预历史的进程，就好比摇落不成熟的果实……在某种形势正在变化的时候能进行等待，这种能力是现实政治的迫切需要。”再借用俾斯麦最喜欢的拉丁谚语来说就是“不能掀起波澜，只能乘风破浪。”
俾斯麦之所以采用这样的“借势造势，借力打力”的外交战略思维，除了他自身对历史和现状有深刻的认知外，关键还在于彼时德国的外交战略的一个重要价值取向在于维持普法战争后的欧洲现状。同时这一政策之所以能成功的一个重要客观因素在于除了德国的统一给各大国带来的安全战略压力外，德国与各大国没有现实利益的冲突或矛盾，反而是各大国或多或少都需要德国的支持。在这样的现实政治环境下，德国最有利的战略选择无疑就是保持现状，顺应历史进程，把握有利机会。因此，在俾斯麦身上，我们看到了理性外交政策的四种表现形式：效用最大化、情境判断、长期思考和战略理解。这是对俾斯麦时代德国外交战略所体现的理性思维最好的总结。
因而俾斯麦的时代德国外交战略给大国外交带来的另一重启示就是：国家及其领导者在现实政治下理性的外交选择就是顺应历史发展进程、主动把握历史机遇。对此，俾斯麦有句名言：“历史及其重大事件，不会像火车一样以匀速前进，不，它断断续续地前进，但当它前进的时候，却有着不可抗拒的力量。一个人必须永远保持观望，当人们看到上帝大步穿越历史时，就跳进去抓住他的大衣，尽可能地拖着走。”
当然，要做到这点并不容易。国际关系史上的案例表明，大国及其领导者很多时候会基于实力和自己的信仰去干预历史进程，在历史潮流中突出冒进，甚至相信自己可以“改变历史”，逆流而上。这样做的后果无疑是具有灾难性的。值得一提的是，“冷战”期间德国领导者在这方面做得非常成功。二战后面临德国被一分为二的现状，六十年代末西德领导者对东德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在外交上实行“以接近求转变”的“新东方政策”，主动融入到现有的政治格局中、承认了战后的现实政治格局，突破性的实现和东德、苏联等国建交。这一战略一直保持到八十年代末。
苏东发生政治巨变时，西德领导人又准确、及时地把握历史机遇，主动出击，最终再次实现德国的统一。这一经典的国际关系史上的案例再次表明在大国外交中，国家及其领导者在顺应历史发展进程的同时主动把握机遇是具有重要意义的理性思维，值得大国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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