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调查研究优良传统的传承创新专题党课讲稿

关于调查研究优良传统的传承创新
专题党课讲稿
  同志们:

  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可以通过“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得以证明,而“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关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调查研究作为一种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相结合的实践活动,是“经验”现实生活的有效手段,能够通过获得、整合和处理大量以现实世界为对象的感性材料,使之转化为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因此,“调查研究”作为一种研究手段和方法被广泛应用于各类学科研究之中。而在中国共产党话语体系中,“调查研究”一词有其特殊指向,被赋予了浓厚的中共政党色彩,是党内最具原创性和独特性的话语之一。与传统学科中一些偏重数据统计与案例分析的调研方式相比,中共话语体系中的“调查研究”的概念边界更为宽展,强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调查与研究并重,以反哺实践、解决人民群众的实际问题为目标导向。中国共产党人开创性地将调查研究工作与党的作风建设联系起来,与贯彻党的群众路线联系起来,并将其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重要传家宝。这赋予了调查研究工作特殊的政治属性,使之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纵观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到,凡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实现历史性突破、取得历史性成就的时期,都是中国共产党人认真做好调查研究工作、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实现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的时期;凡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出现重大风险挑战甚至失误的时期,都在一定程度上与党在制定大政方针时没有发扬调查研究优良传统、没有经过调查研究这一决策前的重要环节,导致偏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有关。因此,每一代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领导集体都十分注重调查研究,并力主在全党范围内兴起调查研究之风。如何正确地进行调查研究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从毛泽东同志到习近平同志,每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在号召全党进行调查研究的同时,认真归纳总结宣传调查研究方法,或是提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精彩论述,或是身体力行进行深入调查实践。历经几代中国共产党人薪火相传,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的方法得到了丰富发展。这其中既有对共同原则的赓续沿承,也有与时俱进的探索演进。

  一、不同时期党的领导人对调查研究工作的思考与探索

  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阶段,中国共产党人都把调查研究作为基本的工作方法之一,以研究中国国情,把握主要矛盾,制定正确的革命策略、发展谋略和施政方略。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探索调查研究方法与实践的历史。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调查研究成为党的基本工作方法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中国共产党人调查研究传统形成和发展的阶段。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进行调查研究工作的重心,在于立足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核心要义,深入了解和掌握中国实际,论证苏联革命经验在中国应用之界限所在,并探寻使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可行道路。毛泽东在这个时期为党的调查研究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很早就认识到,“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为此,他深入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地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调研,写下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对调查研究方法的初次系统总结,出现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这一著名论断,这句话也奠定了调查研究工作在党的领导工作体系中的重要地位。立足一系列调研成果,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最终开辟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随着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毛泽东认识到要在全党范围内贯彻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将其转变党的作风建设的基础一环。从1941年开始的整风运动,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开展调查研究的一次高潮,从此调查研究成为中国共产党员的必修课,成为中国革命走向最终胜利的助推器。

  (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在曲折中坚持调查研究工作

  新中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新纪元,同时也给缺少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实际经验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新的历史课题。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成为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注的焦点。在这种背景下,以掌握中国国情为中心开展的调查研究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其中较为重要的是两个时期。一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这期间,毛泽东先是到河北、河南等省份以及南昌、杭州、上海等重要城市进行调查研究,后来又用43天的时间听取了34个经济部门的工作汇报。这次汇报实际上成为中央主要领导成员参加的规模较大的一次集体调研活动,此后毛泽东还阅读听取了工业?交通等部门约300个重要工厂和工地的书面汇报。这次调研活动的成果集中体现在《论十大关系》这一重要报告中,这一报告也成为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良好开端。二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面对国内经济遭受困难的严峻形势,毛泽东三次号召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并于1961年1月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号召“搞一个实事求是年”。此后,毛泽东先后到杭州、长沙等地指导了三个调研组的工作。在毛泽东的倡导和推动下,中央领导干部均投入基层调研,例如刘少奇到湖南开展农村调查,周恩来对河北武安县伯延公社进行深入调查,朱德到河南、四川、陕西、河北等地对“农业六十条”的贯彻情况进行了调研,陈云带调查组先后到其家乡上海青浦农村以及江浙地区展开了近一个月的深入调查。他们用大量心血摸实情、听民意,完成了对一线的调查研究,为国民经济调整提供了大量真实材料,为党中央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国民经济、最终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提供了科学依据。

  (三)改革开放后:调查研究工作得到复兴与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有效应对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世界大势,以发展生产力为根本任务,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目标,成为党的调查研究工作新的指引。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样非常重视调查研究工作。1956年,邓小平就提出过“离开群众经验和群众意见的调查研究,那末,任何天才的领导者也不可能进行正确的领导”。实行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特别强调要实事求是,把能否做到“针对客观现实,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一切从实际出发”视为能否正确解决问题的关键。他提出要想做到实事求是,就必须要对国情民情进行全面调查,并且“一定要深入专业,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知己知彼,力戒空谈”。在调查研究的方法上,邓小平同志强调进行“典型调查”的重要性。他要求党员领导干部要培养足够的调研意识,在日常工作中要安排足够的时间,用以“深入群众,善于运用典型调查的方法,研究群众的情况、经验和意见”。典型调查必须深入一线,获取大量典型案例材料,悉以分析,总结经验,然后加以推广。材料要详实,经验要系统,实验要大胆,推广要果断。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我国从经济特区入手,在深圳等特区实验的基础上,总结和推广经验,逐步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带动中国实现了经济腾飞。

  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中国发展所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面对新形势下的新问题,江泽民多次强调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保持住这个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他指出,尽管党员领导干部在开展调查研究时的所面临的对象、调查的内容、采用的手段、应用的条件都发生了新的变化,“但调查研究在党的决策工作和全部领导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不仅丝毫没有改变,而且更为重要”。2000年,江泽民先后到广东、江苏、浙江以及上海等地进行广泛调研,并在这个过程中比较全面地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内容,对新时期党建工作全局的重大问题作出了科学回答。胡锦涛同样高度重视调查研究工作,他把调查研究看作党的“谋事之基、成事之道”,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把调查研究作为一种党的常态化工作方法加以应用,要“围绕改革发展稳定的一些重要问题,开展系统的调查研究,了解真实情况”,这样才能在工作中把握主动权。在党的十七大报告的起草过程中,由胡锦涛亲自指导,党中央组织了36个部门和单位,就20个重点课题、62个具体课题进行了详细且深入的调查研究。据统计,仅座谈会就召开了1523次,参与人次达20072人。这次调研不仅为党的十七大报告的起草做了基础性准备,更使党中央对当时的世情、国情和党情有了更为深入及准确的把握。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调查研究工作迎来新高潮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发展新阶段、新理念、新格局,立足“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广泛开展田野、城市以及国际调查,拓展调研渠道,创新调研方式,为党和国家发展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提供科学佐证,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工作的重点。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党的调查研究工作迎来新的高潮。习近平是调查研究方面的理论家,也是践行者,他将调查研究视为一门“致力于求真的学问”、一种“见诸实践的科学”、一项“讲求方法的艺术”。在地方主政时期,他就把调查研究作为决策的最关键因素之一,坚持以调研为工作开局开路,身体力行,在调研过程中务求“保持求真务实的作风,努力在求深、求实、求细、求准、求效上下功夫”。在担任党的总书记以后,习近平始终坚持拜人民为师、向人民学习,始终保持与民为亲的姿态,带领中央政治局同志主动动起来,深入基层,沉到一线。他向全党发出号召:“当县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村,当市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乡镇,当省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县市区。”在实际调研工作中,习近平清楚地认识到要想和人民群众进行掏心窝式的交流,只有“同他们身挨身坐、心贴心聊才能听得到”。因此他始终保持“接地气”的调研作风,身体力行,深入田间地头、工厂车间、农民家里,揭开锅盖,摸摸被子,与工人农民手拉手面对面交流座谈。习近平尤为重视培养中青年领导干部的调查研究能力,要求中青年领导干部要“要多交几个能说心里话的基层朋友”,在工作中“要眼睛向下、脚步向下,经常扑下身子、沉到一线,近的远的都要去,好的差的都要看”,这样才能把真实情况摸清楚。2020年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中,他更是将调查研究能力放在年轻干部所要具备的七种能力的第二位予以详细论述,强调调查研究是一项基本功,要经常化。习近平同样非常重视对调查研究方法的研究和总结,不仅提出老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关于“蹲点调研”“解剖麻雀”的调研方式、“领导机关制定政策,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作调查研究工作,最后讨论作决定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就够了”等论述在新时代仍然是管用的;同时也提出要跟随时代潮流,尤其是要把现代信息技术作为调查研究工作的重要工具,形成多样化的调研手段,提升调研效率。

  二、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传统代代相因的方法沿承

  调查研究工作不是随意走动、潦草行事就能完成的。它要求调研者掌握正确的方法和技巧,采取恰当的手段和途径,对调研对象进行科学又全面的了解和掌握,否则就无法获得对现实的正确认识,无法真正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创造了丰富的调研方法,一些科学的调研方法与原则代代相传,历久弥新。

  (一)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根本方法

  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决定意识,意识是人脑对客观世界的反映,“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因此,对待现实世界不能靠主观臆断,而是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思想路线,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同时也是调查研究的根本方法。因为调查研究就是为了实事求是地了解情况,也只有在调研中坚持实事求是的方法,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才能做出正确的调查研究,才能正确认识世界。总的来说,要想实事求是地完成调研,就需要做到四个方面。

  首先是“实地”,就是要调查实际情况,掌握一手资料,以此作为决策的原料。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曾严厉批评一些同志“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里担负指导工作”,这对党的事业来说是“异常危险”的现象,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对于中国各个社会阶级的实际情况,没有真正具体的了解,真正好的领导是不会有的”。因此,调查研究首先就要深入实地、落到实地,既不能竹篮打水、隔山打牛,也不能走马观花、欣赏“盆景”,刻舟求剑不行,闭门造车不行,异想天开更不行。必须要亲力亲为,到需要解决的第一线去,到问题发生的当地去。

  其次是“实人”,也就是克服官僚主义的做派。这要求决策者本人参与到调查研究过程中,不能只委托其他人调研后把资料交到自己手里,只看二手资料,只听总结汇报,因为“做领导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亲身的调查研究去解决问题。书面报告也可以看,但是这跟自己的调查是不相同的”。同时也要求接受调研的群众确有此人,不能为了完成调研任务、为了使调研有一个好的结果而选择性调查,甚至挖空心思造假粉饰太平,调研过程中“既要‘身入’基层,更要‘心到’基层,听真话、察真情,真研究问题、研究真问题”。

  再次是“实事”,要避免出现为了调研而调研的情况。“领导干部搞调研,要有明确的目的,带着问题下去”,不能只是为了应付,走走过场潦草结束,必须要带着问题去实际考察。不能猜想某地可能会发生某事,而是要根据实际情况去总结成功的经验、发现显露或潜在的问题,更不能预设结果、预设解决方案。并且,在安排调研行程时,可以有“规定路线”,但还应当有“自选动作”,应当不打招呼、不做安排地到一些没有提前安排的地方考察,通过这种随机性的调研,“力求准确、全面、深透地了解情况,避免出现‘被调研’现象”。

  最后是“实果”,调查研究不是目的,解决问题才是目的。实践是认识的目的和归宿,人们在实践中获得认识最终是为了服务于社会生产实践,而认识之真理性也只能在实践这唯一标准中进行检验。调查研究工作的最终目的也在于反哺实践,调查研究工作的成效也必须交由实践来检验。习近平指出,判断调查研究工作成效如何,“关键要看调查研究的实效,看调研成果的运用,看能不能把问题解决好”。调研之后不能仅仅满足于材料的丰富和详实、调研报告的精彩和完美,而是要从调研结果中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感知潜在的各种可能性。并根据调查的结果,提出与事实相契合、具有高度可行性的解决办法。最终落实到实际问题的解决和促进地方的发展上,要避免出现“有些对策建议看似正确,却因难以实际操作,只能束之高阁”的现象。

  (二)决策前提: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事业是伟大的,所面临的形势之复杂、情况之多变也是前所未有的。这就要求党员领导干部对待问题要慎之又慎,提高预估与应对各种风险与挑战的能力,保障决策的正确性,否则就会使党和人民的事业遭受损失。毛泽东写作《反对本本主义》的初衷之一,就是他发现“许多巡视员,许多游击队的领导者,许多新接任的工作干部,喜欢一到就宣布政见,看到一点表面,一个枝节,就指手画脚地说这也不对,那也错误”。这种情况对党领导的革命事业是极为不利的。党员干部所面临的形势经常是纷繁复杂的,掌握的材料往往是浩如烟海的,如果不能做出正确判断,不能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只是拍拍脑袋凭着自我想象作出判断,陷入“主观主义”的误区,那么很可能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难以预计的恶劣影响。列宁曾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以事实,而不是以可能性为依据的。”因此,马克思主义者的一切决策就必须且只能以事实为前提。而要想获得事实,就需要做好调查研究工作。因此,毛泽东从一开始便掷地有声地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只有通过调查研究,才能了解到事物本身的样子,才能把握实际情形,才能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为决策提供有说服力的依据,否则就是“瞎子摸鱼”。正如他在1941年10月召开的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当时党内许多领导干部在工作中忽视了调查研究的积累,有时只用“个把星期,就发一道命令、决议”,这样做的结果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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